1931年9月，弘一法師在慈溪金仙寺致信夏丏尊，言受紹興諸居士之請，擬二三日后動身往紹興一游，之后或順便至杭滬，待返法界寺后再致信聯(lián)系。恰9月下旬，廈門南普陀寺廣洽法師來函請弘一法師赴廈門過冬，遂于月底動身前往，途徑紹興、杭州至滬。
李叔同與夏丏尊合影于杭州的祭祀儀式上
及至上海，正逢“一?二八”事變前夕，時局動蕩，于是弘一法師在夏丏尊、劉質平、豐子愷等的勸阻下，放棄廈門之行，不久即于上海折返。此次上海之行雖然短促，但弘一法師不僅與眾親朋弟子得以重逢，還因緣結識了諸多有志之士，本幅《淞鷗別舍》或許就創(chuàng)作在這段逗留于滬的時光，而有緣請得弘一法師為其題寫齋號的質均居士又是何許人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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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一（1880～1942） 為夏質均書匾 淞鷗別舍
灑金紙本 橫披
1931年作
108.5×37cm 164.5×35.5cm×2 133×33cm×2 80×17.5cm×2 130.5×67.5cm
說明：本目標為夏丏尊四弟夏質均上款，由其家屬友情提供。
附伊立勛、繆谷瑛、王作綍、袁鑒四件夏質均上款及舊藏書畫。
質均居士本名夏質均，字乃彬，為弘一法師摯友夏丏尊之四弟。夏家祖上世代經(jīng)商，家境殷實。但到了夏丏尊祖父輩，由于經(jīng)商失敗后繼而離世，家道逐漸中落。其父夏壽恒，雖考取過秀才，但無其他職業(yè)。夏家五兄弟中，據(jù)說只有夏丏尊的八字與讀書相合，因此祖父和父親都對他另眼相看，希望他將來能做讀書人，入仕途，事實證明夏丏尊的確不負眾望，成為了中國著名文學家、語言學家、教育家。而其余四兄弟則分別進入其他行業(yè)打拼，其中四弟夏質均繼承了祖上的商業(yè)頭腦，從紹興錢莊學童逐漸打拼為舊上海金融界的佼佼者，于1922年任上海江南銀行董事、經(jīng)理，1934年時任上海江南商業(yè)儲蓄銀行、中華商業(yè)儲蓄銀行董事。受其三哥夏丏尊影響，夏質均亦多與文人學者來往，積極參與文化教育事業(yè)。1924年，朱自清受夏丏尊之邀至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任教，最初即借住在夏質均家，與夏丏尊的“平屋”僅一墻之隔。1925年，匡互生在上?；I建新式學校立達學園，夏質均利用銀行經(jīng)理身份之便，貸給匡互生1.5萬元。1928年，開明書店由章錫琛、夏丐尊、劉叔琴、杜海生、吳季候、豐子愷、夏質均、胡仲持、吳仲鹽發(fā)起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，夏質均為股東之一，而弘一法師發(fā)愿書寫字模，即由開明書店負責鑄造、印刷，惜未成行。由上可見，夏質均不僅為舊上海金融界個中翹楚，還頻繁涉足文化圈，但經(jīng)查閱多方資料，卻未發(fā)現(xiàn)弘一法師與夏質均來往的直接證據(jù)，因此，促成弘一法師為夏質均題寫齋號這段因緣的就只有夏丏尊了罷。
李叔同與夏丏尊合影于杭州的祭祀儀式上
提及夏丏尊與弘一法師情誼，世人都會提起李叔同在出家兩三年后說過的一句話：“我的出家，大半由于夏居士的助緣。此恩永不能忘！”是的，正是夏丏尊脫口而出的任性之言才成就了如今的弘一大師。而夏丏尊卻在《弘一法師之出家》一文中悔恨不已：“……他的愛我，可謂已經(jīng)超出尋常友誼之外，眼看這樣的好友因信仰的變化要離我而去，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尋常名利關系可以遷就……”無論是弘一寄給夏丏尊的一百余通信，還是夏丏尊為弘一法師修建晚晴山房，組織護法會，都見證了二人之間情同手足，其淡如水的君子之交。正如弘一留給夏丏尊的遺書中所寫：“……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執(zhí)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問余何適，廓爾亡言。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……”二人的深情厚誼使得夏質均結識弘一法師是早晚之事，而夏質均請弘一法師書寫齋號，想必亦是弘一法師無法推辭的吧。
此時正是弘一書法創(chuàng)作的高峰時期，而這一時期的“弘一體”，也代表了弘一法師的個人書風逐漸走向成熟。縱觀作品《淞鷗別舍》四字，盡棄魏碑方折之用筆，火氣褪盡，漸入淡泊蕭然、圓融之境，并從中體味舒朗圓潤的清古意蘊，入筆收筆強調蠶頭，筆筆氣舒，筆筆鋒藏，筆筆神斂，筆力盡收，蓄而不發(fā)；中段行筆中鋒且?guī)в凶?，外部輪廓圓潤柔美，好似凝脂般晶瑩；筆法的運筆態(tài)勢上以“慢”為主，慢則凝神聚意，雜念摒除。“飄飄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鷗”。以淞鷗寄托主人別離家鄉(xiāng)，扎根淞江的游子之心，豈不妙哉，而弘一法師氣定神閑的書法又使得這份淞鷗之緣脫盡浮華，愈顯真淳。
本拍品由上款人家屬友情提供，一同上拍的還有夏質均上款及舊藏的伊立勛、繆谷瑛等作品。目前存世的弘一法師作品多為華嚴經(jīng)集聯(lián)句、警世名言、佛門經(jīng)語等內容，手書齋號實屬罕見，當為寶之！
伊立勛、繆谷瑛、王作綍、袁鑒四件夏質均上款及舊藏書畫
